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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十个倭寇为何有九个是中国人

发布时间:2021-01-06 11:25:24 阅读: 来源:洋酒厂家

明朝:十个倭寇为何有九个是中国人?

明朝时期倭寇有个怪现象,那就是十个倭寇中有九个是中国人。那么,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?

嘉靖三十二年夏,一个普通的早晨,浙江嘉兴盐邑县早起赶海的老百姓惊奇地发现,一艘长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滩,船上有六十几个“髡头鸟音”的怪人,还带着枪刀弓矢。当地的巡海官军百余名围了上去,问他们为何而来,无奈语言不通,只好搬出一张小木柜铺上纸,用笔交谈,船上一个懂汉字的人写道:“我们是日本人,从本国而来,停船是因为舵坏了,想问你们借点粮食,等修好舵就走。我们不是坏人,不要逼迫我们,不然我们就和你们拼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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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边来了好多外国人!整个县城的人都轰动了,扶老携幼地赶去看稀罕,当时承平已久,老百姓都指指点点嘻嘻哈哈,没有一个知道害怕。到了黄昏,突然之间,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来,张弓射出燕尾利箭,把周围的官军全部射死。旁观者这才知道是海贼,发一声喊,哭爹喊娘地奔入城,赶紧关上城门开始防御。上述描写出自嘉靖年间明人采九德的笔记《倭变事略》,采九德是浙江海宁人,耳闻目睹了许多倭寇之事并记录成书。对于倭寇的侵扰,除了朝廷官方的记载,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着作中有所涉猎。

千万不要以为“髡头跣足”的倭寇都是日本人,事实上,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国流贼。嘉靖年间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领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国冒险家。嘉靖一朝,前线报捷奏章往往有“斩获真倭首级若干颗,从贼若干颗”的文字,真倭就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,从贼则是沿海地区三教九流的中国人。真倭和从贼比例是多少?《明史》称:“大抵真倭十之三,从者十之七。”而万历年间编写《虔台倭纂》的官员谢杰甚至发出绝望的惊呼:“海滨人人皆贼,诛之不可胜诛!”

当时一个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,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:“船上大概两百个倭寇,有福建、温州、台湾、宁波人,也有几个安徽人。其中福建人最多,占十之六七。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。”两百个倭寇中,只有十几个真倭,明史说的“十之三”看来还夸大了。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为主,但到了嘉靖年间,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国人了。对假倭的身份问题,明人郑晓是这样总结的:“小民迫于贪酷,困于饥寒,相率入海从之。凶徒、逸囚、罢吏、黠僧,及衣冠失职、书生不得志、群不逞者,为之奸细,为之乡道。弱者图饱暖旦夕,强者忿臂欲泄其怒。”一句话:三教九流,无所不包。拿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倭寇首领来说: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;王直的义子王滶(毛海峰)是走私犯;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;许栋是逃跑的犯人;萧显、陈东则是不得志的书生。

书生也做贼?没错。看看下面这首诗:“海雾晓开合,海风森复寒。衰颜欢薄酒,老眼傲惊湍。丛市人家近,平沙客路宽。明朝睛更好,飞翠泼征鞍。”这首五言律诗词句清丽,意境恬淡,大得唐诗三昧,作者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书生倭寇。采九德在《倭变事略》中记载,他曾亲眼见到一伙四十余人的倭寇中,有个善卜筮的书生,专门出谋划策,这首诗就是倭寇撤退后他题在庙壁上的。如此文采令采九德大为感慨:“观此四十余贼,亦有能题咏者,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?”对中国人冒充真倭的问题,明代史料上的记载比比皆是。比如嘉靖壬子年,倭寇初犯漳州、泉州,仅有二百人,真倭占十分之一,其余都是福建浙江无赖之众,头顶剪发而椎髻向后,“发型”和真倭并不一样。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时候一同作战,打完仗则分开吃饭睡觉。《筹海图编》直截了当地称:“今之海寇,动计数万,皆托言倭奴,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,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,孑入而附之耳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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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《喻世明言》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,把假倭刻画得惟妙惟肖:“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,也不尽数杀戮。其男子但是老弱,便加杀害;若是强壮的,就把来剃了头发,抹上油漆,假充倭子。每遇厮杀,便推他去当头阵。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,便好领赏,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,尚然被他割头请功,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,哪管真假,定然不饶的。这些剃头的假倭子,自知左右是死,索性靠着倭势,还有捱过几日之理,所以一般行凶出力。那些真倭子,只等假倭挡过头阵,自己都尾其后而出,所以官军屡堕其计,不能取胜。”我们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,假倭模仿日本人“髡头跣足”,穿着日本服装,连船都打造成日本船,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,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——掩盖身份。生物学上叫做“模仿色”。

洪武三十年所颁的《大明律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,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、铜钱、缎匹、丝绵等违禁物下海,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,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。而对于勾结外族的“谋反大逆”更是异常严厉:凡“谋反大逆”,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,本宗亲族祖父、父、子、孙、伯叔、兄弟、侄、堂兄,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、岳父、女婿、家中奴仆,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。

为了不被诛九族,倭寇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。有明一代,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,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,起义领袖都用绰号:紫金梁、八大王、曹操、闯塌天、不沾泥、扫地王等等,包括著名的“闯王”。在东南沿海,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。而对于地方官来说,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,因此也乐于统统以“倭情”上报。

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、万历年间的四十年,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,史学界称“嘉靖大倭寇”。在这一阶段里,从贼中“迫于贪酷,困于饥寒”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,而饥寒贫困的根源在于“片板不许下海”的海禁政策。反过来说,嘉靖前期为什么要实行严厉的禁海令呢?是因为正德年间少数葡萄牙走私贩兼海盗对沿海城镇、岛屿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,加上中国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进行的走私贸易,让明政府感觉贸易会带来“南方之祸”,才变本加厉地实施禁海,最严厉的时刻连捕鱼都不允许。禁海令是标准的因噎废食,虽然并不是禁海招来了日本倭寇,但可以肯定的是,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国倭寇。

俗话说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。东南滨海地区地瘠民贫,从宋元以来,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,海商、水手、造船、修理、搬运加上种种服务,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。在福建,有句话叫做:“海者,闽人之田。”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“田”给剥夺了,饭碗跟着也砸了。在广东,潮州、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,“潮漳以番舶为利”,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。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,眼前摆着两条路:要么忍饥挨饿,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。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了——禁海的弊端明摆着,当时有不少有见识的人都很担忧。抗倭名将谭纶用了一个“老鼠洞”的比喻,说:“禁海越严,则获利越厚,而趋之者愈众。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,一定要留一个洞,若是都堵上,连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。”禁海,罢日本朝贡,明朝这两大举措看似是不得已而为之,但是带来的结果,反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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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本乡本土,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。作战时,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: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,如鱼得水。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,反而不受欢迎,举步维艰。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,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:“杭州城歇客的店家,明知是海贼,但贪图其厚利,任其堆货,且为打点护送。铜钱用以铸火铣,用铅制子弹,用硝造火药,用铁制刀枪……大船护送,关津不查不问,明送资贼。”“近地人民或送鲜货,或馈酒米,或献子女,络绎不绝;边卫之官,有献红被玉带者……(与)五峰(即王直)素有交情,相逢则拜伏叩头,甘心为其臣仆,为其送货,一呼即往,自以为荣,矜上挟下,顺逆不分,良恶莫辨。”

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:“海滨人人皆贼,有诛之不可胜诛者,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。”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、漳州、惠州地区的“民寇一家”断言为:“自节帅而有司,一身之外皆寇也!”除了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外,其他的人全是倭寇——这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场景。对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,时人形象地讽刺道:“片板不许入海,艨瞳巨舰反蔽江而来;寸货不许人番,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。”全民皆寇,问题烂在自己根子上,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。倭寇就是一颗消耗元气的肿瘤,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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